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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情怀

黄静泉

——解读梁屹和他的画作


2018-10-03 来源: 文体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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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屹是谁? 
  梁屹是身居大威尼斯人矿的一个画家,他在外面的名气要比在大威尼斯人矿大,在国外的名气要比在国内大,这是因为,他的画,已经插上飞翔的翅膀飞向了远方,而画家本人,却独处深居,从不张扬。
  也许他奢望孤独,所以他总是沉浸在孤独之中,任凭自己的想象在寂寞辽阔的艺术海洋里奔腾汹涌。在孤独的世界里,他能够看到一波伏下一波又起的汹涌波涛,他能够听到繁华世界里从来没有的天籁之音,他为此而心情激动,挥动艺术之笔,风来风去一般在画纸上行云流水,电闪雷鸣,有时又深沉漫步,抑或轻歌曼舞。那纸上,便打开了一个画家的内心世界——画家给我们打开的那个世界,正是我们所热爱的太阳和月亮,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山脉与河流,当然也是我们所不能回避的痛苦与快乐......大概就是为了这些,或者更多,他在数十年中,始终都沉浸在孤独之中,他让他的朋友和周围的人很少能够看到,甚至是他的家人,也同样是很少能够看到他,他把自己关闭在画室里,不受任何事物打扰,不被任何东西诱惑,潜心作画。在他的画室里,簇拥着的芦花怒放的芦苇丛及古代的石器,留住了古老岁月,留住了日子。还有花花绿绿的手工制品悬挂在一支丫丫叉叉的树枝上,象征着现实枯萎而理想不灭,分明是烘托出了一个红火热闹的农村生活。而一个个画架上的生活景象和理想景象,正发出声音,放射光彩,流动着气味......这样看来,他的画室里又不乏秀丽山水和繁华红尘。隔开墙边一隅,竖起一面年久陈旧的雕花木门,如同一户农家小屋,画家在里面睡觉。这就是那间一百平米画室的大致轮廓。这个轮廓,是一个风物万千的浓缩世界,梁屹在里面隐居作画。
  没有人能知道他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工作。在这个浮躁不安的世界上,大概也只有梁屹,才能独避人间繁华而沉浸在寂寞的绘画事业中,他的这个事业里,就有了一种禅意。
  有时候,他觉得肚子饿了,该出去吃饭了,可他出去的时候,常常又是饭店关门的时候。有时候,整个一天已经过去,他只能煮一袋方便面,或者熬一点稀粥。他没有一天三顿饭的规矩,因为他的吃饭,是要附属于绘画的。也就是说,画得满意了,画出一个段落了,他才会想起吃饭的事情,才会觉得自己应该吃饭了。那是一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行生活。有时候,当黑夜悄悄降临,画室里会一片漆黑,但他却不开灯,而是点起一支蜡烛,默默地坐着,悄无声息地陪伴着蜡烛,正所谓晨钟暮鼓,青灯黄卷。那时候,他是在修行,还是在酝酿着绘画的冲动?或者是,有更多的东西正在他的脑海里和心胸里翻滚动荡?他那么安静,安静得犹如一座思想者的雕像。这时候,是不是暗淡摇曳的烛光,会让他找到更明亮的世界?是不是寂静与黑暗,会让他的思想走得更远?或者是,他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不要选择,他只是画画画累了,想要休息一下。
  这就是梁屹。
  梁屹的画室里没有电视,他不看电视。似乎是,他要以果断的意志,切断他与现代的种种联系,他要回到他应该回到的一个地方去,他要用他的天才和能力,创造出一个他自己认为是最理想的世界,他要在那个世界里尽情享受他的快乐与痛苦,甚至是狂想与愤怒。但是,他不是一个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有一台很小的、便于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他有时会打开那个小小的收音机,收听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他会把那些不同的声音,画到纸上。画能有声音吗?画是能有声音的,画的声音,常常会呈现在梁屹的画上。
  梁屹算是那种高大的男人,他两肩宽挺,身材魁梧,穿着随便,不修边幅。有时候在褂子下边,会露出一圈白背心,看上去不整洁,不打扮。他不留发,是光头,慈眉善目,有点和尚意境。
  这便是画家的一个肖像。
  大威尼斯人矿地处塞北高原。大威尼斯人矿的山,不像南方的山,山上没有树,是秃山。山体裸露出刀砍斧劈一样的岩石,一如巨兽裸露出的骨架。那样的山,有狰狞之气,有坚强与坚韧的骨气在里边。也许正是这种雄浑苍茫的气势,造就了一个地区的人具有着一种铁骨铮铮的坚硬性格。梁屹就出生在那样的山区里。
  梁屹家,世居山村。山村背后是裸露着岩石的灰色山峦,有几分倔强,有几分苍莽。
  1963年,梁屹出生在大同市南郊区丰子涧乡丰子涧村。祖上世世代代是农民,没有奇特的故事。他的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就是那种三寸金莲。这是一个清秀勤俭的女人,这个女人,没有文化,甚至连钱都不认识,但她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她一生养了六个孩子,总是勤勤恳恳地打理家务,孩子们的穿戴,都是她一针一线亲手纳做,她的指关节都累得变形了,变得像核桃。她没有文化,但她却是一个超常的尊重文化的人。平时,她会捡拾起一些有字的纸和有画的纸,把那些纸保管起来,不扯不烧不扔,她认为它们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尽管她不认识它们,但她敬重它们。冥冥中,她是那么敬畏文化,那种对文化的内心虔诚,不亚于一个佛教徒对佛祖的虔诚。母亲,总是孩子们的第一个老师,母亲的一言一行,将在孩子们的一生中反复出现,影响着孩子们的整个人生。梁屹对母亲的记忆非常真切,那种清秀持家,艰苦耐劳,坚强不屈,敬畏文化的美好形象,在梁屹的脑海里鲜活生动,就像一幅永不掉色的画,让他看到了唯美,看到了春天,看到了太阳。在梁屹的心怀里,他的第一幅画,就是母亲,这是一个永远的主题。那种渗透,已经渗透在了他心灵的最深处,那种渗透无疑让梁屹在日后的作画中,时不时地要表现出像自己母亲一样的真善美来。这是梁屹的艺术之根。
  贫困的年代,给梁屹打下了一个不能不说是很坚实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比较贫困的年代,人们在那样的年代里,有时会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那样的年代会裂变出人生的种种轨迹,应该说,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惧怕贫困而追求钱财,做梦都想着自己日后要怎么发财、怎么当官、怎么摆脱贫困。而在梁屹心里,却恰恰相反,那种童年甚至是一直到青少年的贫困,都在培养着他的另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性格,那就是,他曾经经历了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以后,就不再惧怕贫困了,他认为以后有可能出现的再艰难的岁月,都不会像从前那么可怕了,他没必要去追求金钱,他应该追求一种比金钱更重要更高尚的东西。他觉得童年以至于少年的苦难经历,已经足可以让他对付任何一种人生的苦难和人生的不幸了,他是有准备地跨入到了绘画领域里来的,也就是说,当他选择了绘画事业的时候,他会轻蔑地看待一切,包括金钱和贫困,不管出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他都不会放弃绘画。当年的贫困,在梁屹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铸就了他战胜困难的坚强性格,培育了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人生品质,这就是他在以后,在人生的路上,在绘画的路上,遇到了一块钱都没有的时候,遇到了连一块钱都掏不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怀疑过自己对绘画的选择是不是错了,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去挣钱,是不是自己的那点工资,不应该再投入到绘画里面去了。
  他没有动摇那样的意志,他觉得自己即便是穷死,也决不放弃绘画。这就是他贫困的童年给他带来的好处。
  他的童年,是在矿山里度过的。
  那时候,他们一家,随着父亲辗转到了白洞矿。父亲是白洞矿的一名下井工人。
  白洞矿是什么矿?白洞矿是一个普通的国营煤矿,但又是一个特殊的煤矿,是一个在世界采矿史上出了名的煤矿。1960年5月9日,大同矿务局白洞矿井下突发瓦斯爆炸引起煤尘大爆炸,史称“五九事故”,上网一点,就可以点出这场事故,这场事故夺去了682名矿工弟兄的鲜活生命。那个死亡人数,是当时煤矿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你可以想象,生活在你身边的人,突然有一天,居然是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因为去井下工作就死了,突然就死了,有很多人你都认识,可他们没有来得及告别一声,就永远地离开了你,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那种可怕的阴影,将笼罩在每一个人心里,将笼罩着整个世界采煤史。是不是很可怕?是不是就此就让人们畏惧采煤事业了?事实上却不是那样的。人们并没有被井下危险所吓倒,人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的,有更多的人,又在那条路上出发了,他们继续往前走。
  艰苦而危险的采煤人群,给了梁屹一种不惧怕死亡的启示。在将来,都是他要表现在绘画上的一种天然财富。这是梁屹绘画的一种历史渊源。父亲的生命河流,始终都流淌在梁屹的生命历程中,给他以启示,给他以灌溉,让他勇敢地走在绘画的道路上,不管那条路上有多少艰难曲折和高山险阻,他都要走下去,毅然决然地走下去。而他走上艺术之路的第一步,就是从童年开始的。尽管在童年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这一生将会成为为艺术的一生,但他从小对色彩和画面的敏感,注定他今后会走向艺术人生。
  淘气、色彩敏感、热爱画面,就是他的童年。
  他的童年,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起开始的。他刚刚开始懂事或者说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如火如荼了。有一天,他正在一座办公楼附近玩耍,突然就听到了震动人心的喧响,突然就看到了莫名其妙的惊人场面。有那么多大人在办公楼里大声呼喊,伴随着喊声,办公楼的窗户被咣啷咣啷地砸烂,窗玻璃哗啦哗啦破碎,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紧接着,从破碎的窗户里,扔出了一堆一堆报纸和书。那些报纸和书,在空中乱飞,飞出一种恐怖景象。这让幼小的梁屹感到吃惊。怎么了,这个世界突然怎么了?他想不清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但他感到好奇,感到奇怪。第二天,他爬到办公楼的围墙上,向里面窥视,他发现院子里狼藉不堪,地上到处都是报纸和书本,风把书一页页掀起来,又一页页合回去,那情景,就好像是地狱里的一种恐怖情景。趴在墙头上的小梁屹,既感到恐怖又感到好奇,最后,还是好奇心战胜了他心理上的那点恐惧,他跳进了院墙里,突然就欣喜若狂了。他发现了什么?他发现了地上的那些画报和那些画册,他是那么明显地喜欢上了那些东西。他赶紧从破烂不堪的杂物中,挑选画报和画册,他挑拣了好几本画册,迅速跳出墙头。从此,他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翻看那些画册,他是那么喜爱那些鲜艳的颜色,他是那么热爱那些不懂的画面,那些色彩和那些画面,很生动地影响了他的感官,挑逗了他的绘画天才。就在图画课上,他被曾经看过无数遍的画册所影响,居然不参照一点实物和图像,就画出了两只猪。老师看后,对同学们说,梁屹画的猪,挺好看,挺有意思。这是梁屹的第一幅画,他的第一幅画就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这给了他鼓舞,增加了他绘画的兴趣,开发了他的艺术潜能。这一次,真的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他怎么活到了五十岁的时候,还能那么清楚地记得四十多年前——他小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情景?他画的第二张画,是素描。上图画课的时候,老师觉得没有素描模型,就把一块砖放到了讲桌上。梁屹素描的那块砖,就是他画的第二幅画。不要小看那块砖,也许就是那块砖,敲开了他今后要走进艺术殿堂的大门。那块砖,给了他最朴素最朴实最廉价的一种道具观念,他从此不再奢望奢华,只要能画画,他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廉价的人。这就是他最初追求艺术之初衷。有一次,有一个书店突然失火了,大人们都忙着救火,有的人端着盆子,有的人提着水桶,哗哗地往书店里泼水。散乱的书洒落在地上,被救火的人踏来踏去,还有一些小人书,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梁屹发现了,他从大人们纷乱的大腿缝隙里钻进书店里,跑进火焰里,去抢出那些小人书。大人们很关心很害怕地冲他喊:你别进去,你不能进去,那里面太危险了。但是,他不惧怕危险,他更害怕的,是怕那些小人书被火烧了,被水泡坏,他冲进火里,去抢出那些小人书。那些小人书,有他喜欢的画面。他喜欢画的程度,已经让他这个小小的孩子,蔑视了熊熊烈火。
  童年的记忆,始终是美好的,是忘不了的,那种记忆会反复出现,影响着人的生命轨迹。
  小时候,让梁屹最感到兴奋的事情就是贴年画。他盼望过年的内心情结不同于别的孩子,别的孩子盼望过年,是盼望穿新衣裳,盼望吃好东西,盼望放炮子。他不是。他盼望什么?他盼望贴年画。特别是姥姥家的年画,对他的童心有着一种极大的诱惑力。在他看来,姥姥家的年画,是那么陈旧又是那么新鲜,他一看见那些年画就兴奋不已。那些年画的后背,用浆糊粘过,用布条裱过,画面都已经泛黄了,但上面的鲜艳颜色,依然是那么激动人心。那些年画,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展现出来。每年的大年三十,打扫过房子,姥姥就会把年画挂出来。那种时候,梁屹总是不会忘记那个机会,他总是做完家里的活儿,比方说打炭劈柴,他要在年前打一堆炭,劈一堆柴,起码在过年期间,不再打炭劈柴了。过年期间,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是要忌讳苦力活儿的,这是人们内心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忌讳。他做完了那些活儿,就跑到姥姥家去等着姥姥拿出年画来,让他贴年画。当然在他更小的时候,他是看着大人贴年画的,但是,等到他逐渐长大以后,他就不会再把贴年画的机会让给别人了。他一手拿着年画,一手拿着图钉,站在炕上。姥姥站在地上,在他背后喊,左边再高点,或者是右边再高点,或者是哪一边再低点,他就按照姥姥的指点,用图钉把年画钉在墙上。贴完年画,他会仔细认真地看那些画,百看不厌。过了正月十五,姥姥就让人把那几张年画再摘下来,卷起来,藏在一个没人摞动的地方,就像寺院里收藏经书一样神圣。那样的年画,已经久经年月,年年挂出,年年又要收藏起来。人们没有多少钱,不能年年买年画,但人们喜欢年画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人们会看见年画上骑着大红鲤鱼的光屁股胖小子开心的笑;人们会看见年画上的老寿星而祈愿自家的老人们长寿安康;人们会看见白白净净的肥猪而设想明年可能要来临的幸福生活。等等等等的美好想象和吉祥安康,都会体现在那些年画上,那些年画,培养了人们最真实最朴实的生活情趣。那时候,人们的眼里,是快乐浪漫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后来人眼里的金钱和权利。那样的时候,真是令人怀念;那样的时候,真有艺术氛围。那种年画艺术,深深地植根在了梁屹幼小的心灵里。那种把年画挂出来,又收藏起来的神圣景象,隐隐约约地给梁屹的脑海里,输送了一种珍惜艺术的信号,尽管他那时还不懂那样的信号,但那样的信号,已经扎根在他的脑海里、已经融化在他的血液里了。
  也许,对于颜色的敏感,是引导梁屹走上绘画之路的第一个符号。
  有一次,他到城里的姐姐家去玩耍。他对姐姐的记忆,或者说是兴趣,也就是一张五毛钱。有时候,在一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姐姐会给梁屹五毛钱,梁屹拿到五毛钱之后,不是像其他孩子那样,去想象这五毛钱怎么花,买什么东西,他不是那样的一种兴奋,他的兴奋在于五毛钱上的画面和钱上的颜色。在那样一个常常把书投入火堆的年代里,流落在世间的书不多,流落在孩子们手里的书就更少了,那几乎是一个苍白的世界,没有可读的书,没有可看的画,尤其是画,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人们能看到的画,也就是年画。这样一来呢,姐姐给他的五毛钱,就成了梁屹唯一能够欣赏到的一幅画。姐姐家住在城里,城里要比矿区繁华多了。黑夜的时候,梁屹走到了街上,他突然发现有人在街上点着电石灯,远远看去,那一束一束灯火是那么鲜亮,跳动出红黄蓝的颜色,那样的颜色是那么生动地刺激着他的视觉,他觉得好,觉得兴奋,觉得黑暗中的灯火原来是那么美丽动人。这种情景,就那样永久地留在了一个孩童的心里,他的心里,就永远闪亮着一盏象征着艺术的明灯。他是一个多情又多思善感的孩子,他似乎对什么都有感觉,有反应。有时候,他走在街上,看见一些古老的房子坍塌了,就会感到可惜,感到着急。怎么没有人来修修那些房子,怎么没有人来保护那些房子?那么好看的房子,坍塌成那种样子是多么可惜!一种朦胧的艺术情结,在孩子心里渐渐长大。
  长大以后,他时不时地总要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情景:一个女老师,穿着白褂子,蓝裤子,扎着两根小短辫。那就是一幅沉淀在他心里的画。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代里,人们的穿戴都是一种颜色,要不就是一身灰,要不就是一身黄,那是一个颜色单调的世界。可是,那个女老师,上身白,下身蓝,颜色对比是那么强烈,那种强烈的颜色对比,给了他一种独特的感受,他总想画出那幅画。
  那幅画,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
  时间、修养、社会阅历和人生磨练,是一个画家充分发挥艺术天才的奠基石。
  1982年,梁屹高中毕业。他上了10年学,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3年。在那些上学的日子里,学工、学农、学军、兼学别样,学文化的时间却不是太多,从文化的角度上讲,可谓是先天性营养不良。他常常感叹地说,我们在文化方面真的是差下了,在我们要给自己补补文化课的时候,别人已经大学毕业了。这种紧迫感,让他白明黑夜不停地读书。可是,上学的年代,他没有读多少书,唯独让他能够感到欣慰的是,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里,在上课的时候,他画了不少画,那些画是随意而画,没有拜师,也没有学艺,就是一种热爱,根本不能称作艺术品。那时候,没人敢站出来倡导艺术,人们视艺术为毒品,唯恐躲避不及。家里的大人看见梁屹喜欢画画,就想让梁屹跟着农村里的戏班子去画布景。戏班子是一种民间组织,他们走村窜乡,唱一些地方戏,也没啥发展势头,大人想要让梁屹跟着戏班子去画布景的想法也就渐渐地灰飞烟灭了。人们被生活所迫,被政治所迫,没有给艺术留下一席之地,甚至对艺术已经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懂了,如果有人会提出艺术这样的事情,就会受到嘲笑,有人就会说,艺术是什么,艺术能当饭吃吗?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已经只限于一种实用主义,而艺术,显然是生活中的一种不实用的东西。这样的国情,可能真是没少毁掉艺术家,可能真要毁了梁屹。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这对梁屹的艺术天分来说,是多么危险的毁灭!
  生活是实在的,艺术是飘渺的,老百姓总是会很直接地选择实在而摈弃飘渺。毫无疑问,梁屹的家长并没有考虑孩子的绘画特长,而是很直接地考虑着孩子今后该怎么生活。家长给梁屹找了一份临时工,在市场上收税,叫助征员。生活就那么简单却是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梁屹,而梁屹,绝没有选择艺术的权利。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会重新认识艺术,渐渐恢复的艺术学院会招生,艺术会毫无疑问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在当时,是根本没有艺术席位的。正当的看法是,孩子们长成大人了,就该有一份工作。梁屹的临时工作是助征员,在别人眼里,助征员是一份很让人眼红的工作,因为做买卖的人都害怕助征员,都要“溜舔”助征员。但是,梁屹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头上罩上了光环,相反的是,那份工作让他感到别扭,甚至是讨厌。税务人员到市场上去收税,他们跟老百姓一要钱,老百姓就显出吓得要死的样子。老百姓会低三下四地对待梁屹,会用好烟好酒贿赂梁屹,这种人的等级区别,让梁屹感到悲伤,感到于心不忍。一颗潜在的艺术家的仁爱之心,受到了考验,蒙受了痛苦,这让他决定辞掉助征员这份工作。他想另谋出路,但出路又不是很多。有时候,社会上要招工考试,他曾经去应试,但由于上学时没有学好文化,特别是没有学好数理化,有一次他的数学考试成绩只得了2分。在当年的招工应试中,人们都很清楚,社会青年是没有几个能考出好成绩的,大多数的考生都是替考生,这是一个时期的社会现状。有些人想当官,但没有文凭,怎么办?找人替考,弄个文凭就当官了。在那个时间段,官场上的好多官,都是假文凭,他们简直是一些白痴,他们不会把中国事业推向兴旺发达的境界。当官都可以找人替考,当工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有一次,马脊梁矿要招工,招井下工人,要招工考试。梁屹二哥在矿上的工会工作,他就对弟弟说,咱们也找个替考生,替你考一下,当工人。梁屹不想当下井工人,也许在他的骨子里,他就不是一块要当工人的料。二哥给他做思想工作,说是先找一份工作,等将来有机会了,想干什么,再说。二哥给梁屹找了一个替考生,那个替考生考完试以后,很轻松地笑着说,那考试题,真是太简单了,梁屹哥若是自己去参加考试的话,也会考好的。这叫什么?这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就好像多年以后,梁屹会创作出许多艺术作品,而不懂艺术的人,永远都做不出那份答卷。
  梁屹的工作是井下工程队的推车工,有时候也在大巷里铺设铁轨什么的。下井没有多少天,梁屹二哥就跟区队的领导说,我弟弟能写会画,你们是不是能让他发挥发挥这方面的特长。书记说,行,那就让他给区队办板报吧。多少年以后,人们见了梁屹还会说,梁屹,你那时画的板报真是好看。他给区队办了一个多月板报,书记挺高兴,可队长却不知为什么不高兴了,队长说:“你这一个板报办了一个月,你以为那是画家画画呐,过几天,办完了这期板报还去下井吧。”也许,他刚刚开始接触艺术生涯的命运,就这样结束了;也许,命运之神有时候又会在冥冥之中光顾梁屹。就在这个时候,矿上的“迁户办”想找一个能写会画的人,他们书记就把他介绍到了“迁户办”。“迁户办”是什么?就是负责给矿工家属办理户口的一个部门,就是煤矿派出所的前身。梁屹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曾经亲眼看见有个警察逮住了一个“掏腰的”,那个警察把一副有牙齿的铐子戴在小偷儿的手腕上,然后把小偷儿摔倒在地,用脚在地上跺铐子,铐子的牙齿就会往紧缩,就会扣痛小偷儿的手腕,小偷儿就会疼痛地哭喊,警察好像还不解恨,抓起一把鞋刷子,朝着小偷儿的头,嘎嘎地打。他觉得他也不能做警察了,他的艺术天份使他具有仁慈之心,他不忍心看到那样残酷的场面,不愿意再干那样的工作。他离开了“迁户办”。他到矸石山上去倒矸石。井下走大巷时,把采下的矸石装进黑牛车里,绞车把黑牛车拉到山头上,山上的工人再把车里的石头翻倒到山坡下。梁屹从“迁户办”出来以后,就到矸石山上去倒石头。冬天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山顶上寒风呼啸,刺痛肌骨,那样的寒冷真是让人难以对付。他穿着一件烂皮袄,皮袄没有扣子,他用一根铁丝把皮袄拴在腰上。实在冻得不行了,就跑到绞车房里去暖和一会儿。过年的时候,他站在寒冷的矸石山上,眺望着山下村庄里那一盏盏放射着喜气的红灯笼,联想起小时候贴年画的欢乐情景,他伤心地哭起来。这里有艺术吗?这里没有艺术,这里只有寒冷,只有孤独寂寞,只有单调的推车工的劳动。他的叛逆思想,和他追求艺术的思想,就在那一刹那间突然诞生了,突然明确地诞生了。他在那个寒冷黑暗的夜晚,突然看到了自己向远处走去的前进方向。那是一个放射着艺术光芒的前进的方向。
  他在自己居住的窑房里,在墙上,挂了一幅桂林山水画。他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到桂林那个地方去工作,去画画。他要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来完成自己热爱的绘画事业。正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5月,他经过了漫长的读书准备,参加了大威尼斯人校中专生招生考试。他选修了井下通风与安全专业,学制三年。尽管这与绘画专业还搭不着边际,但毕竟是又一次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又一次坐在了明亮的教室里,开始读书了。那时候,他的近期目标很明白。第一,要拿到文凭;第二,要入党;第三,找一个好对象。有时候,人们往往会给自己设计一些近期和远期的目标,但走着走着,有些目标居然就不知不觉被淡化了。比如入党的事情,梁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那个目标给淡化了,也许是党风问题,也许是党员形象问题,也许是没有受到党组织的培养问题,总归是自己把那个目标给渐渐地淡化了,但是,他不是一个反党的人,他没有一点反党情绪。他在学校里负责宣传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科学知识,宣传文化艺术。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干部。有一个女同学,看上了梁屹,他和那个女同学有了爱情关系,但没有想到的是,那是一个高干子女,女孩的父亲对梁屹说,你是中专生,不能被国家统一分配或者调动分配,你们将来不能走到一起,不合适。说到底,是梁屹的身份有点低。梁屹的爱情梦,就这样破灭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认知习惯,很容易地就把爱情这玩意儿给踢到一边去了。有道是上帝要关上一扇门,就总会打开一扇窗户。一位来自辽宁抚顺市的姑娘,也是学生会干部,是一朵校花,这朵校花,没有小看梁屹这个工人子弟身份,这朵校花,就不知不觉地插在了梁屹的头上。1987年,梁屹的对象要毕业了,而梁屹还得在学校里呆一年。梁屹和对象去了对象家,女方家长说,他们不干涉孩子们的婚姻大事。他们说,你们俩要是觉得情投意合,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不过有一点,当家长的是必须要提醒孩子们的,将来,你们一个在大同,一个在东北,相距遥远,你们能够经得起两地分居的生活吗?往后想想,这还真是个问题。当时有一个说法,结婚8年,两地分居的夫妻才能调动工作。这时候,在梁屹和对象的生活中,突然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梁屹的学友,学友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矿长,这个矿长给有关部门打了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就给梁屹和他的对象打开了一间同居的屋门。结婚时,梁屹就把新媳妇娶进了那间挂着一幅桂林山水画的窑房里。他的婚事办得很简单,就办了两桌席,一桌是家人,一桌是同学。
  他是一个追求简练、追求质朴的人。
  1988年,梁屹从大威尼斯人校毕业后,又回到了马脊梁矿,在机关教培科等待分配,也就是在等待分配的时候,梁屹的一个好朋友对梁屹说,北京煤干院要办一个国画研读班,要招生,朋友让梁屹去报考,去试试。这样的一个消息,简直让梁屹高兴疯了。他参加了招生考试,考上了。从此,他才开始真正学画了。他在国画研读班学了一年,那一年,他就像一块海绵吸收水分一样吸收着各种知识。就在国画研读班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又听到了一个跟绘画有关的消息,中央美术学院要招收国画生,他满怀信心地参加了考试,又考中了。他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所中国绘画艺术最权威的美术学院,接收了梁屹,从此以后,他就是一个师出有名的画家了。他想他一定会成为画家,不成为画家,他这一生还活得有什么意义?
  在中央美术学院求学的日子里,梁屹一边学习和研读绘画理论,一边背着画夹到处跑,到处画。他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和自己的向往相结合的一个契合点。这让他兴奋,也让他沉思,这时候,他系统地了解了绘画的基本原理,明白了中国画的入法之本:师法古人、师法自然、师法我心。这就真正打开了他的艺术大门。有一次,美院的老师对学生们说:你们想不想卖画?梁屹觉得奇怪,心里说,怎么,画还可以卖钱啊?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梁屹画了两张画,交给了老师。过了几天,老师对梁屹说:“梁屹,挺好的,你的两张画都卖了,卖了40元钱。”第一次卖画,真兴奋,真有收获感。他拿着卖画得来的40元钱,马上就出去了,他走到了大街上,边走边笑,笑着走进了一家商店,买了一件黑色T恤衫,立马穿在身上,觉得自己真是牛B得了不得。这是卖画卖的钱,买来的衣裳,这可跟拿着工资去买东西完全不一样,同样是拿钱买东西,但却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种心情。就好像农民种地,你把种子种进土里,经过几乎是一年的辛勤侍弄,终于在秋天的一个日子里,你开始收获那些成熟的粮食,那种丰收的喜悦里充满了一种成就感,你会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的两年,让梁屹增长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他开始雄心勃勃地要探望画家那块领地了,那块在他看来是神圣的领地。从美院毕业以后,他又回到了大同矿务局马脊梁矿,但这次回来,不同于任何一次,他在中央美术学院深造了两年绘画专业,他觉得心里明亮,眼睛明亮,他看见了明亮的艺术前景。矿上给他安排的具体工作是负责制作全矿的宣传图版,每年还拨给他5000元钱的自主材料费,他可以用那笔钱买书、买纸、买颜料,总归是他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这时候,对于梁屹来说,不仅仅是经济宽松了,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文化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变得高起来了。矿上要盖大楼,或者要建造高大建筑,都要把梁屹请过去,问他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一种被认可、被尊重、被请教的成就感,充盈着梁屹的胸怀。照理说,一个普通矿工的儿子,能走到今天这个样子,他应该满足了。但是,他没满足,因为他要的满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宽松,受人尊重,被人羡慕,他不是想要那样的满足,他最终的心愿,仍然是想当一个画家,想为艺术献身。他听说大同矿务局文化工作委员会要成立一个美术组,他就拿上自己的几个获奖证书,去找“文委”主任张枚同,就是那个唱红了大江南北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词作者张枚同。张枚同看了梁屹的一些绘画成果以后,当时就说:行,你来吧。
  就是张枚同这样简短的一句话,就让梁屹找到了他这一生中真正喜欢的一种工作。
  当然,在“文委”美术组工作期间,也有他不喜欢干的工作,那就是不断地给各种大会小会写会标,他对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充满了抵触情绪,每次写会标都让他感到心烦,感到讨厌,可不写又不行。怎么办?他就开始动脑筋了,他怎么样才能摆脱写会标的工作?他就在会标上写错别字,次数多了,有关领导就说,梁屹不行,他老写错别字,以后就自然而然地不用他了。他高兴地偷着笑。这以后,就有了更多的画画时间,他的工作也就更专业了。工作专业了,可画画能专业吗?画画是需要买纸、买笔、买颜料的,但他开的那点工资根本不能应付画画费用。更可悲的是,整个社会都响起了一个“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似乎所有的人都在为钱疲于奔命,似乎只有钱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各个单位都在搞“三产”,也就是要搞本产业之外的一种产业,一种挣钱的产业。梁屹不能适应这样的形势,他觉得向钱看可以,但不能一切向钱看,一切向钱看了,难道就不看别的了吗?艺术呢,你们对艺术怎么看?一种对艺术执着而神圣的追求,使梁屹不能抛弃艺术去向钱看。但是,单位也开始兴起了“三产”之风,那是被整个大形势所裹挟的一种逃脱不掉的风气,好像哪个单位不想办法挣点钱,就不是改革开放的单位,就是一个落后的单位,中国人的一哄而起和机械幼稚地图解政策的能力,真是让人感到可笑。但往往可笑的事情,却是那么强劲有力,谁都不能和那种可笑的力量抗衡。单位给梁屹下达了一项任务,让他在办公室里办美术班,带高考学生,向学生收钱,每个月上交单位500元钱。这就是说,单位要让他在职挣钱,挣别的钱,那是一种形势要求,是一切向钱看的形势要求。梁屹穷过,所以他不怕穷,他不怕穷,他就不想去拼命挣钱,他觉得钱不是人生最主要的东西,他觉得人生最主要的东西是实现人的美好理想。他认为办个业余美术班也不是不可以,但说到底,要教学生美术课,应付高考,那应该是美术老师的事情,不是画家的事情,而美术老师教高考学生,开展应试教育应该说更内行。他还不能一下子就跳出艺术境界而融入一切向钱看的境界,思前想后,他还是想保持住自己干净纯洁的艺术身心,他觉得他不能完成单位给他下达的挣钱任务,他不屑于完成那种任务。单位领导生气了,要求他在三天之内搬出那个一百平米的画室——也就是美术组办公室。一个有点执拗、有点对艺术的追求甚至是达到了迂腐程度的青年画家,就这样被撵出了他工作了多年的画室——他艺术的殿堂。
  这真是让人悲伤得想哭。
  美术组的画室被租出去了,做了幼儿园,办幼儿园的人,每个月上交单位30元钱。这是不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件令人咬牙切齿的事情?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人们的普世价值观似乎是真正地发生了变化,似乎人生的意义只有挣钱才具有意义。人们为了挣钱,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一时间假烟假酒假粮油以及注水猪肉纷纷出笼抛向市场,毒害人类。亲情和友情的丧失,理想与真诚的覆灭,欲望与权利的摧残,种种卑鄙而又残酷的现实,让梁屹感到焦虑,感到疼痛,感到愤怒。一个画家热爱祖国的思想,热爱人民的思想,正在日趋成熟。人世上一切向钱看的疯狂行为,突然给了梁屹许多感悟,他想他总不能把自己的画面停滞在像啥与不像啥的模仿阶段,他不能总是画那些风和日丽赏心悦目的画,他想他应该画自己的画了。画出一种有思想内涵的画。于是,在他思想里,一组雄伟画卷就那样诞生了,他决定从现在起,开始饱含热情和深刻批判地画出系列画——快乐大世界。人们不是都在那么快乐地去追求金钱、去追求权利、去追求享乐吗?那今后画画的主题,就画那些快乐的追求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留下时代的痕迹,通过作品留下自己的人生思索,通过作品来达到让人们克制私欲,仇恨罪恶的目的,从而给人类增加真善美。他想告诉人们,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对得起只有一次的生命,以求使人的生命达到一个崇高境界。
  艺术之笔,只有在体现时代特征并记录和干预现实的时候,才会变得更有力量,更有价值。
  艺术之火在心胸里熊熊燃烧,烧得他一刻也不能平静。梁屹觉得,只有能够表现出艺术家忧虑和痛苦,以及愤怒和向往美好的作品,才算得上是真实的、深刻的、有价值的。他拿起画笔,如同拿起投枪一般,开始战斗。他在家里,没明没夜地画了三个月《快乐大世界》系列,家里地方小,摆上画桌就不能摆床,索性就不要床了,画完了画,他就睡在地上。这个时期,他的绘画艺术和绘画思想,总像朝阳一样喷薄而出,这让他感到他的眼前总是应该工作的白天,而没有应该休息的夜晚。这个时期,他的绘画技术也有了新的变化。平时,人们作画,都是用一支笔作画,而他却是用两支笔同时作画,他一手拿墨笔,一手拿水笔,一手把墨画到纸上,另一手即刻用水冲墨,而宣纸的吸纳和晕染,正好能够表现他对中国画美学的思索,宣纸、墨、水、笔、人境,正是中国画天人合一的象征。几近荒诞的快乐、充满着虚无和粉饰。如果笔墨象征人生,那宣纸和水,一定象征时间和天地。当宣纸上的墨迹被冲得混沌不清时,这正好象征着他要表现出的那个混沌的世界,那种混沌的人生轨迹显现出一种令人视觉不清、糊涂昏暗的意象,预示着刚刚开始的人生,就已经在混沌中开始消失、开始消亡了。这是多么可怜的人生?他那种大写意的画法,真是一种大胆的画法,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苍凉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画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那些表现在《快乐大世界》系列里的人物和事物,是一种被导向的盲目快乐,根本不会长久真实,这就是混沌技法的一种艺术表现。艺术是要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贴近生活的,他要把一种人文关怀,表现在画上。
  大家不是都满心欢喜地在追求金钱,在满足物欲、肉欲、官欲吗?那他就用画笔画出那种种情景。比如两个穿着极具暴露衣饰的少女,挎金戴玉,张嘴狂乐,扬起的臂膊甩动着麦当劳的标志。两个女孩骑在一匹大红马上,那匹象征着权利和欲望的大红马正扬鬃狂奔,要载着两个女孩奔出荷塘,这大红马上的两个女孩,完全可以让我们想到那些“二奶、三奶”,而她们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哪还有一点少女的羞涩和矜持,哪还有一点出污泥而不染的样子?荷的世界本来是纯洁之境,可抖鬃奋蹄的大红马——那个象征着权力的驰骋者,在荷界里张狂忘形,于世人眼里分明是一种荒谬与伪洁。在许多写意画里,行笔线条用的是蚯蚓爬行痕迹法;在许多画里,使用了象征性的符号。画面上那种丑陋夸张的小红鱼,再不是过去年画上那种让人赏心悦目的祥和样子,而鱼嘴里吐出来的蝌蚪——那些蝌蚪,正是无处不在的欲望泛滥和狂躁不安的雄性结晶。那些裂开的石榴,就像翻开的肉,翻裂出粉红的石榴籽,它们更像什么?那些光头女孩,骑在象征着权利与富贵的高头骏马上,显露出夸张肥大的乳房,显露出女性膨胀的肉体,被周围的红花绿叶和光环所环绕,显示出一种拥有了整个世界的怪模样,这是不是会让人感到悲伤哀叹?她们的光头象征着什么?她们那种丰乳肥臀的样子,已经不是我们传统中的窈窕淑女了,但是,只要是女性,就实用,就会被权利和富贵的光环所笼罩。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审美变化,是不是已经没有审美了,是不是只要实用就根本不再考虑美与不美?甚至是两三岁的小女孩就长出了大乳房,那种一夜速成的寓意,真是让人难受。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什么都有毒,已经什么都不能吃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想到,那种因为金钱而急于求成的欲望,是不是正在快速地葬送着我们这个世界?
一种画家的内心悲伤,已经升华成愤怒,淋漓在宣纸上。
  他在家里没明没夜地画了三个多月《快乐大世界》系列。家小,桌子也小,他虽然总想用大幅画面来表现他的一些艺术思想,但可惜的是,他的绘画空间不允许他有那种充分的发挥。这时候,他真的很想念单位里那间一百平米的画室,他真想回到那张大桌子边去作画。他在家里画的画,都是小平尺,最小的画是一平尺,最大的画也不过是8平尺,这让他很不满意。这就像他的妻子和孩子虽然同情他作画,但对他长时间占据一间屋子,搞得别人不能正常生活也不太满意一样。毕竟不能让妻子和孩子也变成不顾一切的画家,而且孩子还要念书,还要考学校,你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孩子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情绪。梁屹觉得,这样长期在家里画画显然是不行的。你可以牺牲一切去追求艺术,而妻子和孩子呢,他们不是也应该有一种自己的追求吗?不是也应该给他们留有一定的追求空间吗?
  梁屹是一个倔强的人,他好像是故意要和单位作对,又好像是舍不得单位,就在单位附近的地方,租了一套楼房,在里面画画,教学生,过起了自己的艺术人生。艺术,是不灭的,艺术是永恒的。艺术在哪里?在人的心里。
  单位的那间画室不是租出去了吗?不是做了幼儿园吗?后来怎样?开不下去了,关门了,那间房子就变成了一间空房子。单位领导又想起了梁屹,单位领导说,梁屹是个人才,还得让他回来。梁屹说,我可以回去,但我还用那间画室。领导说,行,给你那间画室,但条件不变,每个月上交单位500元钱。
  为了作画,梁屹向现实妥协了,他觉得自己没有一间大画室真是不行。可是,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要养家,要买画画材料,已经根本不够用了,哪还有钱来上交单位呢?想来想去,他也只能办个美术班,带高考生,挣点钱,上交单位,维持自己的绘画事业。一个人,有了一个远大理想的时候,他就会克服眼前的一切困难,就会接受任何一种屈辱。
  梁屹的生活是艰难的。他每天从家里出来,提着一个盛饭的塑料桶,里面是天天都一样的炒土豆丝和一个馒头,那是他的午饭。有时候,他会因为一块钱而发愁,那一块钱是来去乘公交车的路费。他常常会遇到那样的尴尬,真的没钱了,回不去家了,怎么办?他就对同事撒谎说,出来的时候忘拿钱了,借我十块钱用用。借了钱就盼开资,开了资就赶快把钱还给人家。他身边经常要聚集一些小画家,来向他讨教绘画知识,可常常让他感到窘迫的是,连吃一顿最简单的饭都成了问题。他曾经悲伤地想过,像这样连绘画材料都买不起的日子,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看来,自己所热爱的绘画艺术,今后也只能作为一种爱好了。也许是上帝同情他,指引了他一下,让他想起每年十月份广州都要召开一次广交会,他想他是不是应该拿上自己的画,到广交会上去碰碰运气?可是,他没钱出去。他想跟人借点钱,但又张不开口。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妻子说了,妻子大着胆子,挪用了单位里1000元钱。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在短期内若是还不了钱,妻子就犯错误了。不管怎么样,他都想出去试试。他到了北京,有同学接待了他,他在饭桌上说出了自己想要出去卖画的想法,同学们就说,把你的画先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一看可好,有一位文化局工作的人说,你的画不错,要卖多少钱一幅?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画能卖多少钱,就冒了个大胆说,到了广州那边,一张卖500元。文化局的那个人说,好了,你给我留下5张,我给你2500元。那个人马上就给了梁屹2500块钱。梁屹感到一下子就轻松了,1000块钱的借款已经能还回去了,剩下1500元,南下广州。
  结果怎么样?
  他在广交会的画廊里,看见展出的他的画,每一张都标价4—5千元。这更让他感到吃惊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原来他还不知道,他的画在台湾、新加坡、泰国、甚至是美国,早就有了一定的名气了。他的一个同学,是画商,在此之前拿走了他的一些画,经常在外面展出,而那些接触了他画作的外商,总想见他,可他的那个同学不让他和画商直接见面。这次他突然来到广州,有些外商听说了,都跑来和他见面,这真是让他感到意外兴奋。有一个美国画商对梁屹说,你有多少画,我都要,一张给你100美元。100美元是什么数?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是1:10。卖一张画,就意味着他得到了一个多月的工资。价格,突然就成就了梁屹的价值感,他觉得自己终于有价值了,有艺术价值了。
  一位泰国皇家画廊的老板,颇费周折地见到了梁屹,订下他的画,有一张给他500元人民币,但他不知道,给他的画做代理商的同学的代理价是多少钱。那个泰国皇家画廊的老板,当时就买下了他10张画。当皇家老板把5000块钱交给他的代理人,他的代理人又把钱转交给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太有钱了,真的是太有钱了。在北京的时候,他的同学接待他的那桌饭,10个人才花了90块钱,他还觉得太破费了,觉得对不起人家,不知道以后拿什么报答人家。一种文化人的内心诚实,让他隐忍不堪,百感交集。
  一位台湾画商跟他订了10幅画佛的画,是预订,等他回到大同以后再画那些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台湾画商知道他,相信他的实力。
  回到大同以后,他觉得自己的思维更活跃了,更有绘画灵感了。他曾戏谑地说,太穷了,能把人打倒,太富了,又容易让人堕落,而自己正好是不穷不富,正好能绘画。他觉得很有信心,觉得能继续绘画,先前那种想要把绘画作为业余爱好的想法,突然就土崩瓦解了。他给台湾画商画了10幅佛画,拿到北京,交给了代理他画作的同学,他的同学说,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一个什么人?一个外商,因为这个外商虽然懂画但不做画的生意,所以他的同学就直接把他带到了外商面前,外商看了他的一幅画说,你这幅画要多少钱?
  梁屹说,你看着给吧。
  外商说,好,我不给你人民币,我给你美元,给你1700美元。
  好家伙,折合人民币17000块钱。梁屹哪见过这么多钱?但这钱,不是让他觉得自己多么轻飘浮华,而是让他觉得自己的艺术价值已经有了重量。从今以后,他可以大胆画画了,不害怕自己的画卖不出去了,他可以在画壁画和工笔画的时候摆脱模仿,大胆创新,敢于抒情,敢于创意,敢于把自己留存在心中已久的声音展现在画面上。小时候,在姥姥家听到的大喇叭里放出来的《五星红旗》的声音是那么雄壮嘹亮,那种雄壮嘹亮的声音,一直翻腾在他的心里,一直是他想在画面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意象。

  梁屹是一个忠于绘画,耽于绘画,不懂世故的人。他从来不在别的方面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潜心作画,连家都不回,有时甚至不知道是星期几了。他不懂交往的情形几乎让人以为他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2004年,他要远行一趟,要到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去办一个三人画展。就在他还没有出国的一天夜里,他的学生突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是保卫科的人要撵走他们。梁屹对保卫科的人说,这已经半夜了,你让他们到哪儿去?要撵他们走,也得等到明天天亮了再撵走他们不行吗?梁屹不是带了几个要考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吗,不是每个月要上交单位500元钱吗?那几个学生学完文化课,要到他那儿去学习绘画,有时会画到半夜,就不走了,就住下了。可保卫科的人常常为难梁屹,梁屹怎么说都不行,其实梁屹不懂,人家不就是想要一点好处吗?梁屹说咱们是一个单位的,我带学生挣来的钱又没有揣进自己兜里,全都上交单位了,说起来咱们不都是为了单位吗?可保卫科的人就是不行,就是要为难梁屹,就是要半夜里赶走学生。梁屹的领导马上就给保卫科科长打电话,说你们欺负他一个画画的人干什么?你们要是再瞎胡来,我回去以后,把你们这些科长都撤了,让你们全都下岗回家。领导刚放下电话,梁屹的电话就响了,保卫科科长很客气地对梁屹说,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梁屹说,你别让那几个孩子走了,深更半夜的,孩子们出去再出点事怎么办?保卫科科长说,不让他们走了,不让他们走了。梁屹接完电话对那位领导说,你说这事儿啊,真是奇怪,怎么我跟他们说啥都不行,怎么你一跟他们说他们就行了?
领导被逗笑了,领导笑着说,梁屹啊,你呀,你就懂个画画,别的你啥都不懂。你说不行,是他们不怕你,我说了可就不一样了,我是他们的领导,能管了他们,他们当然怕我。
  这位领导是一位爱才的领导,他支持梁屹画画,尽可能给梁屹提供方便条件,他是一位尊重艺术、尊重艺术人才的领导。
  梁屹什么都不懂,但梁屹就是懂画画,懂艺术。在荷兰的梵高博物馆、在卢浮宫艺术展览馆里,梁屹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世界名画的来龙去脉和艺术价值,让周围的人驻足倾听,报以敬佩。
  特别是在德国比勒菲尔德举办的“了解中国文化周”美术画展上,中国驻德国大使马灿荣以及德方一些政要人士和德国各省市领导亲临现场并接见了梁屹。德国国家电视台派记者到现场采访梁屹,请梁屹即兴演讲,梁屹不卑不亢地说,这次画展虽然是个人画展,但这不仅仅只代表我自己,我的身后是我的祖国,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且还应该说是中国煤矿工人的文化,因为我来自中国煤矿。梁屹还说,他感谢德方的邀请,这给了他让德国人民了解他的绘画艺术、了解中国煤矿工人艺术的机会。他还欢迎德国人民去中国感受一下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感受一下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友情精神。
  梁屹觉得,他确实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但由于他们三人画展在德国展出,而德国人却打出了“了解中国文化周”那样的会标,这真是让他兴奋不已,骄傲不已。
  梁屹认为,任何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轻率行为,都会有损于中国文化。就连联合国大厅里都挂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语录,能说中国文化不博大精深吗?可是现在,为什么人们会不管不顾地表现出形形色色的丑恶行为,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进而去思索、去继承和保护中国文化吗?可以说,梁屹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画家,比如他在《快乐大世界》系列里画的一幅画,一个美女坐在瓦房顶上,充满了得意和欲望,那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象征;比如另一幅画上的几个美女,穿着高跟鞋、露出粉嫩粉嫩的性感大腿,叽叽咕咕地在述说着一种浅薄式的欢乐;更比如题为《长假旅游》的画,整个长城里人挤人,甚至是一种堆积,而长城又象征着一种约束,是不是把人们都约束在了同一个欲望里?更因为他的冲墨画法,让你看不清谁的头长在了谁的身上,那种一哄而起的被导向的快乐,其实就是人挤人在受罪,就是一滩烂泥,但人们为什么还不醒悟?这真让画家为人类感到着急。古人讲,笔墨当随时代,也许若干年以后,人们会从梁屹的画上看到一个曾经是过去时的混乱可悲的时代。他的那些画,多以灰色为主,但又不是一种普通的灰,起码是三种颜色混合起来的灰。灰色是不确定、是容纳、是雾霾,是艺人此时此刻的世界观,当灰色布满世界之时,也就是我们退出历史舞台之时。柔弱的艺人用一种象征手法,表现出了一种感动,表现出了一种创作态度。当那样的灰,再被水冲一下,就显得更加昏暗不堪,这像不像一个被弄脏的世界?世界原本是干净美丽的,可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肮脏?这就让我们在梁屹的画上,听到了画家的大声疾呼,他呼吁人们不要再污染这个世界了。梁屹的画,是不是就有了声音?是不是就有了画家的大声疾呼?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再过几日,梁屹要到巴黎和丹麦去办画展,梁屹将和他的画,走向远方,走向世界各地。